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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的雾霾天气到最近备受关注的水资源污染，环保一再成为令公众揪心的话题，对清洁空气和水的期待，对污染情况层出不穷的失望，两种情绪失衡，国人俨然已经患上了一种“环保焦虑症”。

在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人们增进了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环保焦虑”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公众心态。有地下水污染事件被不断地曝光，有应对雾霾的无可奈何，还有民众希望对症下药“喊环保局长去游泳”。一方面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被不断地当做警示来提及，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在很多地方仍得过且过。

近日山东潍坊企业被疑深井排污一事中，当地声称2天排查700余家企业，看起来有些荒唐。媒体继而曝出当地灌污打井已成“产业链”。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在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甚至是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相权中，很多企业，无论其大小及排污能力如何，都选择了代表眼前利益的后者。这是企业的环保非理性。

但如果只是企业的行为，并不会造就如今中国的普遍环保焦虑。更重要的是，在环保这个全社会命题之下，作为守门人的环保部门的表现往往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在涉及公众切身健康和安全的环保领域，信息披露不及时甚至是不透明，比如从2012年到2013年的PM2.5拉锯战。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应该发挥主动监管的环保领域功用缺失或者缺位，比如已经形成“利益链”的灌污打井。还有，就是一些环保安全事件发生后处理措施的不专业和不及时，比如今年年初发生的山西浊漳河丙胺泄露事件。

换言之，中国人的“环保焦虑症”其实是对目前中国发展模式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发展中存在问题修正和反馈不力的一种社会心态方面的反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每一个个体身体力行、解决环保困局的信心。如果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是一个目标，但让环保部门向前站，主动作为却应该是起点。

治疗公众环保焦虑的过程，其实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也是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

我们看得出有关部门作出的努力，比如环保部和保监会发布的让各个企业缴纳环保强制险的尝试，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在于“打蛇要打七寸”，在既有的环评机制20年来尚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让企业强制缴纳“环保险”不过是在一个本就缺少执行力的机制中增加了一个更难落实的额外措施。与其让企业多交这部分约束力有限的钱，还不如把功夫下在真正需要企业花钱的地方，比如产业绿色升级、排污设备升级、污染企业搬迁，从这些方面着力，既直指污染问题的解决，又不与企业的环保非理性相冲突，实施起来或更顺畅。

“环保焦虑症”是日积月累发作的宿疾，解决环保问题的药方，多年前就已开出，要把它细心做好的时候正是现在。